京官曾国藩的日常开支 文/陈华文

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许多人案头的必备书。在很多人眼里,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日常生活一定奢侈,家中的钱财肯定堆积如山。

京官曾国藩的日常开支  文/陈华文

京官曾国藩的日常开支  文/陈华文

曾国藩,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许多人案头的必备书。

在很多人眼里,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日常生活一定奢侈,家中的钱财肯定堆积如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和当时天下书生一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乃曾国藩毕生梦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在多年的寒窗苦读中,耗尽了家中的钱财。

赴京任官之前,曾国藩虽取得功名,却无俸禄可领。从家乡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他本人需承担车马费200多两白银。抵京后,住房、官服、仆役等花销也需个人买单。因此,贫寒书生即使金榜题名,时常也有因出不起路费而忍痛放弃的。曾国藩自有其法。他主要的融资方式,就是四处“拜客”。所谓拜客,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等,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送以钱财。1839年1~11月,他四次拜客,共198天。足迹遍及衡阳、青泉、耒阳等十县州,行程1500公里。每次出门拜客,他也不会空手——赠送墨宝以表感激。拜客所得的2000两白银,除了用于路费、购置价格不菲的官服和抵京后的衣食住行外,还用于家中规模庞大的宴庆等。

金榜题名后拜客及收取礼金的习俗,混杂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也许有人认为,曾国藩以拜客的方式筹措资本,是一种赤裸裸的索取。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仍属于正常行为。对此,晚年的曾国藩曾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1840年初,曾国藩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在翰林院经过类似今天的复考之后,才正式为官。中低等的京官,经济待遇特别低下,以至于被称为“穷翰林”。

晚清京官在住房方面,不享有补贴,只有个别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别恩赐。京官流动性大,时常有人升转外放,或告老还乡,在京住十年之久的并不多见。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京官便选择租房住。中小等的京官们虽然多数穷困潦倒,但为了维护官制的威仪,一般都要住一套像样的四合院。曾国藩担任京官之初,以年租金66两白银的价格,租了一套四合院,这可是他半年的俸禄。他在京任官13年,7次升迁,搬了8次家。伴随着官级的擢升,其居住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而租金也水涨船高。租房的开支,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负担。除此之外,官服的花费也很惊人。清代官服由官员自费采购,而官服对质料、式样、色彩、饰物等,都有着明确、繁缛的要求。因季节、出席场合的不同,官服也是种类尤多。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只好长年借用同僚的官服。而曾国藩是极为讲究的人,对官服尤为看重,家中仅他的官服,就有十多箱。

在京城为官,各种应酬和宴饮层出不穷,而曾国藩便被包围在各种“规矩、礼数”中。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他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作为文人,他生性爱好交游。由于用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太多,他在日记中曾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1843年,曾国藩对全年的社交花费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共计90余两白银,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房租金。

而在京为官的车马费,对于曾国藩也是重负。他根本就不敢坐轿子出行,因为轿子和八个轿夫的费用,一年就需要100两白银。为了省钱,他只好经常雇马车,即便是马车,一年也需要50两白银。若路程短,为了省钱,他就步行前往。曾国藩毕竟是文人,喜欢买书藏书,对笔墨纸砚的品质格外讲究。在京为官多年,他购买图书多达7000余册,总数2万多卷。晚年,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此外,曾国藩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无论友人或乡党前来求助,他都慷慨解囊。

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不得不举债度日,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他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曾国藩是京城中众多官员中的一员,像他这样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有人可能质疑:后来,他在京城官做大了,俸禄应该更多了,收支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官做得越大,排场也就越大,各种开销也就更多。曾国藩在京城最后官至礼部侍郎(二品),收支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离京时依然欠债,多年之后才得以还清。

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京官又是如何解决收支失衡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外地办理公务,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也是京官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1843年,正当曾国藩为生活入不敷出而郁郁寡欢时,朝廷给了他一个美差——到四川主持乡试。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可惜 “天高皇帝远”,这些规则形同虚设。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都百般讨好他,源源不断地赠送钱财和礼物,曾国藩是欣然笑纳,且逐一记载。此次四川之行,其总收入为6000两白银。返京后,这些钱大大改善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不仅1600两白银的欠债全部还清,还给老家寄了600两白银补贴家用。同时,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亲。

曾国藩毕生虽推崇勤俭质朴,但内心深处又是冲突和矛盾的。在官场的这张大网中,他不能也无力做到特立独行。因为,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他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良心和道德,接受灰色收入。我以为,封建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矛盾的个性。人的定力、能力、理念虽然强大,但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有时也会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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