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罕见北宋蔡卞《楞严经》刻石欣赏

谁培养了北宋掘墓人 文/李之亮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祸,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朝廷内部的腐败所致,也就是俗话说的“奸臣当道”。


重磅,罕见北宋蔡卞《楞严经》刻石欣赏


谁培养了北宋掘墓人

文/李之亮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祸,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朝廷内部的腐败所致,也就是俗话说的“奸臣当道”。难怪金兵打过黄河之后,国人呼喊最强烈的口号是诛灭国贼。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陈东为首的一群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宋徽宗诛杀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说他们“欺君罔上,蠹国害民,卖官鬻爵,奸赃狼藉”。可惜为时已晚,金人绝不会放弃偌大一块被宋朝自己人蛀酸了的蛋糕!不单是当时朝野上下对这些奸臣恨入骨髓,就是在今天,人们说到那段辛酸历史,也会为堂堂大宋毁在徽宗和几个奸臣之手感到扼腕愤慨。然而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北宋王朝的掘墓人,竟大都出自名臣的举荐和提拔,才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巅峰。为首的蔡京,发迹之奇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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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是谁们打造出来的呢?这还要从他中进士说起。此人是福建仙游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他和弟弟蔡卞同榜登科。这一榜的考官,乃大名鼎鼎的大学士王珪。王珪是个既有原则性又踏实本分的大好人,他做学士官写圣旨,一干就是18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绝无仅有的。欧阳修曾在仁宗面前说他“真学士也”,这不仅仅是对他文章的夸赞,也是对他道德人格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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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会试,王珪担任大主考,一眼就相中了蔡氏兄弟,并对他们的才华啧啧赞赏。这些话传到了参知政事王安石耳朵里,他正有个老闺女想赶紧嫁出去,于是很快将蔡卞收为东床快婿。当时的王安石虽然还不是正宰相,但因为主持变法,大权独握,首相曾公亮反倒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儿。给这么一位老爷子当女婿,能没有好果子吃吗?不单是蔡卞一脚踩上了登云天梯,他哥哥蔡京也无疑是鸿运照到脑门儿了!当然,王安石还是很讲“原则”的,他假迷三道地对二蔡说:“你们别想借我的地位捞取高官,都给我下到基层好好锻炼去!”所以王安石在位那几年,二蔡的确奔走于州县之间,没得到很高的官位。



历史有时候很会开玩笑,正因为如此,王安石被迫卸任后,大臣们反而夸赞二蔡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靠巴结王安石飞黄腾达的吕惠卿之流不可同日而语。神宗大喜,让蔡卞做了起居舍人,蔡京做了中书舍人!几年后,蔡京被任命为开封府尹,终于跨进了朝廷重臣的行列。说到这儿我们明白了:给蔡京第一桶金的是名臣王珪,给他第二桶金的,则是名臣王安石。



不久神宗辞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了15年的铮臣司马光从洛阳召回汴京,任命为门下侍郎,主持国政。司马光的主张和王安石一直是针尖对麦芒儿,所以他上台之后,立即全面彻底坚决干脆地废除新法,所有王安石订立的条条框框,不管有道理没道理,一律全盘否定。



当时很多大臣对司马光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农田水利、均输、手实等弊法都拍手称快,但对个别的法令,却存在着不同看法,简单来说,就是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熙宁新法并非全无是处,比如免役法,就比熙宁变法前施行的助役法更有利于民——免役法改变了原来家家户户都要出劳役、凡有损失自行赔偿的旧规,规定农户可以出钱代役,使劳役范围大大缩小,而且谁占有的土地资源多,谁就要多负担役钱,这对囤积土地的大户们有着较强的钳制作用,理应保持下去,以避免出现熙宁以前许多农户因差役闪失而倾家荡产的惨剧。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恢复助役。



司马光最好的两个朋友范纯仁和苏轼率先站出来反对。范纯仁说得比较温和,他建议差役一法应当缓行,不妨先在一路试点,观其究竟。司马光却“持之益坚”,害得范纯仁慨然长叹:“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哉?”苏轼是个炮筒子,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大为不悦。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一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还是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宋朝人骂街是相当有水平的,苏轼是借孔子弟子司马牛来指责司马光倔得像头牛,令人无法接受。



而与此同时,身为开封府尹的蔡京却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当他兴冲冲地向司马光汇报时,司马光拍案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就这样,狡黠善变的蔡京在新任宰相司马光眼里,一下子又成了最乖觉最听话最善解人意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儿。其实蔡京心里明镜儿一般: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大傻瓜,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说到这儿,给蔡京第三桶金的人又出现了——司马光,又是一位名臣。



司马光去世后,蔡京因反复多变受到谏官们的强力弹劾,倒了几年霉。或许是老天眷顾,徽宗崇宁元年(1102),宰相曾布和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于是韩忠彦想到了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大本事,急忙把他调进翰林院,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第二年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顶掉韩忠彦,自己坐上了参知政事的宝座。这还没完,不久曾布也罢了官,蔡京再次蹿高,当上了正宰相。很明显,这第四桶金的赠予者是韩忠彦。



从此以后,蔡京和他胞弟蔡卞把揽了朝廷大权,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把好端端一个大宋王朝当成了老蔡家的钱粮库,并最终变成了金人的饕餮大餐。




《楞严经》石刻由四石组成,高皆39厘米。第一石宽163厘米,刻偈词41行,满行10字;第二石宽147厘米,刻偈语39行,满行10字;第三石宽158厘米,刻偈语42行,满行10字;第四石宽149厘米,刻偈语、题跋、题款36行,满行10字。凡刻文158行,字径皆3厘米,均为行书。其中最末4行题款为正书,字径约1.5厘米。



《楞严经》石刻,嵌在泰山灵岩寺御书阁下门洞外左右壁上。《灵岩志》称此石刻为“圆通经”,但据泰山碑刻专家姜丰荣考证,此石刻的内容为《首楞严经》中之部分偈语,是佛经中的颂词,以三言至七言以至多言为句。



《楞严经》石刻,首段偈语从“觉海性澄圆”始,至“真实心如是”止,书于宋元符二年(1099),录自《首楞严经义海》第十八卷。第二段偈语自“妙湛总持不动尊”始,至“烁伽罗心不动转”止,书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录自《首楞严经义海》第十卷。



书者蔡卞(1058-1117),字元度,蔡京弟,王安石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熙宁三年(1070)与蔡京同登进士第,官至观文殿学士、检校少保。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哲宗立,迁礼部侍郎;绍圣四年拜尚书左丞;徽宗即位,黜知江宁府,连贬少府少监,分司池州;一年后,又召为中太乙宫使,擢知枢密院。



此石刻前段偈语书于元符二年,正是蔡卞官尚书左丞之时,后段偈语书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是蔡卞贬少府少监分司池州之时。一年后,即崇宁元年将此二段偈语刻于灵岩,此时蔡卞已知枢密院。未见史料记载蔡卞到过灵岩,他与灵岩寺住持仁钦也毫无关系,那么此石刻形成的实际情况如何,其中又有什么故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史称蔡卞人品低下,但历代对其书法却多有好评。宋《宣和书谱》称:“卞自少喜学书,初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晚年高位,不倦书写,稍亲厚者必自书简牍。”以书名自负的米芾对有宋一代诸多书家多有微词,对上谓“蔡京不得笔,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刷字”,而独尊蔡卞“得笔”(见《海岳名言》)。而明安世凤步米芾后尘,在《墨林快事》中称:“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他把蔡卞推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之上。蔡氏兄弟政声不佳,史称蔡卞上欺天子,下胁同列,中伤善类,其奸恶过章淳。但明王世贞则称“其书圆健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时以已意参之,盖有书笔无书学者,要之不可以人废也”,肯定了其学养与书品的关系。方豪以《断碑集》名世。嘉靖元年(1522)三月六日,他见此碑发出了“方豪再观,呜呼!君子何以人废书乎”的慨叹。



由此可知,蔡卞“自成—家”得力于“得笔”。而米芾是书法史上第一个提出“得笔”概念的人。得笔就是得笔法、守笔法。米芾在《群玉堂米帖》中还说:“得笔则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精如椽亦扁。”这里“圆”、“扁”即指线条质量,“圆”即圆劲,指线条有立体感,“扁”即扁薄,指线条飘浮。“得笔”是书法线条的重要技术标准。初学行书,以蔡卞《楞严经》为范本也不失为正途。清王昶《金石萃编》称此石刻“所书浏漓顿挫,行法不减(米)元章,且通体完善,临池家可以模仿也”。



此石刻已收入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瑰宝·泰山碑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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